知青下放真实原因一一，知青下放真实原因一一二三？

三十

作为“老”知青的王宙良，最后是怎样离开新球大队茶场的，我并不知道，因为早在1977年的夏季中，我就离开了新球大队茶场，但只是被领导调到了新球大队的农科队，并在那里干了约有半年的时间，后来又在1977年冬季参加了那场亘古未有的高考，在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岳阳分院后，并于1978年春天真正地离开了新球大队。

之前，也就是我在1976年的10月到12月的三个月中，还被五里公社的五里中学借调去当了高中物理的代课老师，虽然其中也回去过茶场，就是在大队农科队时，也去过几次茶场，但大都是来去匆匆，没有他打过交道，甚至可能都没有看到过他。所以，在这些盲区中，茶场中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我基本上是不了解的，其中还包括了董明、刘晓琴、熊智龙等知青的招学、招工等情况，我都一无所知。虽然在内心中我一直都在关注、关心他们，只要有条件，都会极尽所能，打听他们的情况。

只不过，在1992年6月底，我从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为了还在临湘县五里公社的五里中学工作和生活的老婆孩子，在婉拒了物理所老师们的好心留所要求后，放弃了有可能进入吉林大学物理系工作的机会后，并于1992年7月我毅然决然地将档案从吉林省调回到了岳阳市，在自己努力寻找接收单位的过程中多次碰壁后，终于在1992年8月通过我妻子的中学老师的鼎力相助，才顺利地进入了岳阳市邮电局，并在教育科下面的职工轮训站，“荣幸”地当上了一个小小的职教老师。

1993年下学期，岳阳市的最高学府，岳阳师专的数学科，在顺应当时社会上对“计算机应用”学习的高涨热情和潮流中，及时地开办了两个计划外的“计算机应用”大专班，因办事过于仓促，学校师资严重缺乏。为了教学的顺利开展，为了保证大专班的教学质量，数学科的老师在了解到我曾经在物理研究所学习过“FROTRAN77程序设计语言”后，便聘请我去担任这两个计划外班的专业课老师。因此，在那段时间的每周内，我都有两次坐车往返学校所在地的奇家岭，和我的住家所在地的东茅岭之间。

有天下午，我在岳阳师专上完专业课后，由于与学生一起讨论了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耽误了较长的时间，没能及时赶上学校专门开出的，往返于学校和市区的专用校车，便直接走到了奇家岭的公交站，等待回家的公交车。由于岳阳师专位于偏远的城乡接合处的所在地，公交车的来回时间较长，所以我在这里等待了较长的时间。

在公交站耐心等待班车的时候，我偶尔发现了身穿工作装，从岳阳电磁铁厂那边的公路上走来可能同样乘车的王宙良，只见他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晃来晃去，走路都没有规矩的样子。从1978年的春天开始，通过1977年冬季的那场高考，我来到岳阳师专读书后，就一直没有见到过王宙良，不知不觉中一晃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岁月的沧桑可能使我俩的容貌都有了一些变化，但当我远远地看他走过来的样子时，他那种特有的走路模式还是新球大队时的样子，以至于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我马上高声地喊了一声“王宙良”，并向他挥了挥手，表情上也有些激动，毕竟我们曾经都是新球大队茶场劳动的知青战友，他乡相遇情感激动也是人之常情。王宙良在听到了我的喊声后先是一愣，等他认真地看了看我后，应过来的他仅仅是简单地回应了我一声，而且是一种礼节性的回复方式，完全没有我想象中那种激动场情，这不应该是他的性格反应，在我的印象中，感情充分的他是比较容易产生冲动的。

当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我当时是被岳阳师专数学科请来上课的情况后，王宙良并没有跟我讲太多的话，直到我们一同上了公交车，并站在一起时都很少讲话。当公交车到达花板桥站点后，在没有跟我作任何道别后，他就急匆匆地下了车。在我俩相聚的过程中，他始终表现得比较冷淡，这完全是我没有预料到的结果，我不知道王宙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了，当知青时我并没有得罪过他呀，为此感到深深的不解。

我站在公交车上，看到王宙良远去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不知是难过，还是茫然，或者是失望。仅仅过去了十六七年，那个在新球大队茶场时，被我们大家追着屁股喊“丑狗”的“开心果”已经完全不见了，看到我后竟然是一副冰冷的模样，俗话说“他乡遇故交”，虽然我与王宙良只在新球大队茶场共同劳动了一年多，谈不上什么知心朋友，但我们曾经在一起流过汗、出过力、吃过苦，在一起谈天说地、海阔天空地吹过牛屁，感情谈不上深刻，但不可能没有，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当年他的返城之路，曾经使他过余的辛苦和无奈？或者是在返城之后的就业奔波中，又是那样的使他太过心酸和委屈？但这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平常事，我相信不应该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的父亲好歹也是岳阳地区水电局的副局长。一个副处级干部利用手中的基本权力，帮助已经下放农村多年的儿子返城并就业，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与公与私都说得过去的，也应该能够办好，毕竟人治社会以权为主。

那么，王宙良的父亲在当时为什么没有让他进入到自己所属的水电系统呢？那可是政府部门中的金饭碗，与岳阳电磁铁厂相比，其优势应该有较大区别，原则上单位子弟进入本系统也应该更加容易、方便，毕竟是手上的事。这其中是否可以明说当年的知青大返城本来就来之不易，一旦知青大返城后，大量进城知青的就业之路可能更加困难，因为“僧多粥少”，以至于一个副局长也有些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

从王宙良工作装上的厂标来看，我知道他是岳阳电磁铁厂的职工。从他工作服上的油腻污垢和极不整洁的样子，以及他头上歪戴着的工作帽来看，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看似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王宙良，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普通工人，甚至是厂里的混混儿，或者说，他可能连一个底层的工人都没有做好。究其原因，可能是他对当年自己的就业不满，只得用那些毫不在意和吊儿郎当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落魄和无赖。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想，也可能是我想错了，甚至是“杞人忧天”，完全是自己“咸吃萝卜淡操心”了。但不管怎样，从王宙良当时身上的普通扮装中，我似乎看到了当年知青们的返城之路是何其艰辛，当年返城之后的就业之路又是何其不易。

如果我的猜想大致没有搞错的话，王宙良在返城和就业方面遭遇的沮丧经历，可能只是当年大量返城知青中的一个缩影，还有许多知青的经历远不及他，吃过的苦头、碰到过的钉子、受到过的白眼，比他要惨得多，甚至是几起几落，用“心里滴血”来描述可能都不为过，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当官的好爸爸，他们都是普通居民的儿女。

当年返城后的知青们的落魄经历，不是他们的错，但却让他们承担了这个后果。

后来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甚至是心头之痛，有条件的单位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始招收自己职工的放下子弟，以扩大反城后的知青就业门路，如县供销社系统就充分发挥了单位在就业方面的优势，将本单位下放了的子弟几乎全部招进了本系统。显然，这时的知青招工过程，已经不是他们个人和他们家庭的能力了，而他们父母所在的单位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有能力去解决这些知青返城就业的问题了。

庆幸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在我们县域内还有几个大型央企，由于这些大型企业直接担负了国家工业建设的重任，为了适应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都相继在那个时候快速建厂、扩厂，因而需要大量的工人。又由于工厂位于我们县域内，需要占用县域内的土地，需要县域周边在生活上给予支持，因而与县政府早有基本协议，即优先招收我们县的下放和回乡知青，为我们县的青年在就业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1975年春下放到县域周边公社的那一批知青中，就有我们当年从县五七学校毕业的那一届高中生，等到当年在我们县域的岳阳化工总厂和长岭炼油厂招工时，他们都已经满足了下放两年的基本要求，只要他们的身体通过了工厂的体检标准，通过了工厂的相关考试或者面试，基本上都先后被招进了工厂，以至于走进诺大的岳阳化工总厂的大街小巷时，大概率下总能够碰到一些我的中学同学或其他的熟人。

当然，到了最后还是有少数知青，因为个人和家庭的问题，没有条件进入较好的单位，返城后不得不进入一些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单位，或者在较好的单位中做一些较差的工种。如在县肉食公司中养猪工，就是一个比较差的工种，但因为当时的县肉食公司是一个极好的单位，需要肉票才能买到的肉食，是人们生活中的紧俏商品，肉食公司的员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就是去那里养猪也需要有一点关系才能进去，因而也有返城知青愿意去干。不管怎样，在肉食公司养猪，也要比在农村中养猪好得多。

还有一些知青因为年龄较大，又已经在农村中结婚成家，甚至有了小孩。加上自己及家庭又没有能力，就是回到了城市，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时半会又找不到谋生的方式，还要拖儿带崽，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加之在农村已经生活了多年，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熟悉，尤其是还有栖身的地方，还有田有地有饭吃，基本生活有保障，想到这些也就放弃了回城的想法。有极少数知青真的就这样扎根在农村了。

上面这张难得一见旧照片，正是当年知青大返城时，在知青点生活的大家惺惺相惜、念念不忘，其中大部分知青就要返城了，还有小部分知青留了下来，好歹大家在一起共同生共死多年，将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最后分离时拍一张返城前的“全家福”也可以留下一点念想，虽然大家都兴高采烈，但背后的伤心又有谁能知晓？

可以看出，照片中有三位年轻的妈妈，她们带着孩子一起照相，从中也折射出了在知青大返城时，有个别知青为了返城抛妻别子、抛夫弃女，当时一走了之比较痛快，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当存留在心里的良知慢慢蒙发之日，就是上苍开始惩罚他们之时，就是晚上躲藏在被窝里，心里有时也会难过，然而这样的结果又是谁强加给他们的？

看到这张照片，又使我想起了满英姐，想起了金秀姐，想起了九璋哥。

我在1976年来新球大队茶场时，茶场中有一位我们叫她满英姐的老知青，当时她就是一位有了孩子妈妈。在1976年参加临湘县第二届知青积代会的五里公社知青的纪念照中，站在后排最左边的是金秀姐，她的怀里就抱着一个小孩。就是在1978年考取了华中林学院的九璋哥，在走入大学时他已经有了3个孩子。他们可能都是六十年代的下放知青，他们在农村中呆得太久了，因为没有关系或没有条件“两招一征”，在做好了在农村中锻炼一辈子的准备后，只得成家立业，有孩子也是很正常的事。

油画《我的前夫》

我在2018年7月23日，在微信圈里与微友讨论绘画作品时，曾经就一幅女知青嫁给一位农民的油画，为这位微友写下了如下内容的微信：

“艺术与文学一样，优秀的作品总能给普通观众在思想情感深处带来共鸣，或许因为是门外汉，对这种共鸣的情感无法用言语表达，但这种撞击心灵的情感确实存在。

我当过三年下放知青，虽然没有直接看到女知青嫁给农民，但当看到油画《我的前夫》时，心中产生的共鸣无以言表，思想情感深处带来的宏观表象是，忍不住要“诅咒”那“万恶”的，几十年前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她触及到了我的痛点，虽然我不了解这场运动发起的前因后果，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三年知青生活。

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我的拙见是，首先应该是真实，有血有肉，这就要求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深入了解社会，了解生活。其次是作品应该有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能够通过一点反映一个时代，所谓一叶知秋。其三是作品必须能够触及到普通大众的思想灵魂，能够使人们高兴、痛苦，甚至发怒。油画《我的前夫》从这三个方面都给了我这些感受。

今天看了肖学文的《陈晓声人物油画作品欣赏》，作为欣赏作品，陈晓声的油画技艺确实造诣很高。作为门外汉，我看陈晓声的油画就有点像在看《蒙娜丽莎》，或者说就像在看盆景、看花园一般，欣赏她、赞美她，但无法产生心灵深处的共鸣。”

“知识青年”这个永远成为历史的特殊名称，她的过去，我曾经为她伤心过、哭泣过，她的现在和将来，我可能还会为她呐喊、为她呼叫，因为“知识青年”曾经在他们经历过的几年、十几年的知青生涯中，所承受过的委屈、苦难，或者羞辱，都是我无法用这篇《忆海拾贝》中的十几万字能够写得明白的。我的作品只能书写我的所见所闻，记录我的心路历程。然而，我的能力有限，且目光短暂、眼界太小、思维迟钝，就是当年的见识，也可能太过幼稚、懵懂。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的手笔还太过笨拙、词穷，没有能力将那些全部叙述得清楚，除了“写实”什么都没有了。

作为曾经是“知识青年”的我，作为当今是退休工人的我，还有什么能力去“拯救”、去抚平我那颗曾经在“知识青年”时代受到过“虐待”伤害的心！除了有限的文字和发黄的照片，除了对45前年前的一幕幕回眸和重拾，我还能有什么！

今天，2023年2月23日，距离1975年3月我下放农村时，已经过去了48年，就是距离1978年3月我离开农村时，也已经走过了45个春秋。在这风雨蹉跎、人生跌宕的半个世纪中，我所经历过的人和事，一路走过的“桥”，都已远远超过了当年在新球大队茶场一年半中所走过的“路”。然而，在有限记忆的存储中，仍有许多的剪辑是那些45年前早已发黄的旧拷贝，他们的面孔因胶片的发黄而有些模糊，但仍然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风华正茂、青春活力，仍然能够嗅觉到泥土散发出来的阵阵芬芳。

曾经在新球茶场中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同甘共苦，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的董明、陈克勤、武建设、熊智龙、王宙良、刘晓玲、季凌艳、肖飞、邱少雄等下放知青，以及晏爹、童爹、凯伢、满英姐等朴素村民，就是带领我们劳动的龚场长、夏雨，监督我们改造的沈书记、张大成大队长、方南林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他们的装束打扮、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阴阳怪气，就是领导们严厉批评我时的怒不可遏，历历在目的仍然是他们在45年前的那个旧模样，我忘不了他们。

虽然我现在的年龄早已超过了我在新球茶场时的他们，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早已作古、已为天人，或者健在的他们早已将自己的过往记得一干二尽，甚至两眼一抹黑，但45年前我在新球大队茶场劳动时所见识到的人和物，却已经如同深藏地下几千年的青铜器皿，在努力清除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斑驳泥土和锈迹后，保留在它们上面的铭文，所记载的厚重历史事件，却还是那样的清晰透彻，让我一览如无。我在新球大队茶场当知青的一年半时间里，注定了是我今生今世无法忘却的一段不朽记忆。

知识青年在天安门前宣誓奔赴北大荒

（2023年2月23日于广西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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