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交加的“性描写”

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中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风起云涌、甚嚣尘上，一些美女作家、“下半身”诗人的走红令这种写作风潮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到底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中的性描写？该怎样把握性描写中的“度”？在这里，几位著名作家、评论家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幽默的调侃、善意的嘲讽、中肯的评价，可谓妙语连珠。期望这些对话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并引起广泛的讨论。

　　对话人物简介

　　荆歌

　　1960年生于古城苏州。1990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枪毙》、《鸟巢》、《爱你有多深》、《十夜谈》，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八月之旅》、《牙齿的尊严》、《爱与肾》、《口供》等。江苏省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居住于苏州南郊小城吴江。

　　苏童

　　生于1963年1月，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苏州度过。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红粉》、《蛇为什么会飞》等。

　　叶兆言

　　1957年出生，南京人。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若干种。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散文集《流浪之夜》、《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

　　林白

　　女，本名林白薇。广西人，现居北京。早期作品有《一个人的战争》，近期有《万物花开》。

　　毕飞宇

　　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诗歌，后小说。主要作品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等。现供职于江苏作协。曾两度获得鲁迅文学奖，以及冯牧文学奖等。

　　李敬泽

　　1964年1月生于天津，编辑、批评家，著有文集多部，现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

　　愤怒的同志们一定骂你是“写黄书”的“坏女人”！其实很多写小说的人，都会有与林白类似的遭遇。

　　荆歌:性爱和生命是那么密不可分，它简直是死亡的一个反义词。小说中不可能没有性爱。四位小说家的作品都是我十分爱读的，我注意到，你们都有作品涉及性爱，苏童的《米》，其中有关性爱的描写，曾引起特别的关注。根据《米》改编拍摄的电影《大鸿米店》，更是因为其“涉性”而引起争议。《大鸿米店》的电影海报，甚至就在这上头做文章，画面上方一个裸体的男人压着一个裸体的女人，十分引人注目——虽然这个镜头在电影中只有几秒钟。叶兆言的新长篇《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莫言说它简直就是一个男人曲折混乱的性史。早年我还读过一本兆言的《花煞》。我至今还记得里面许多与情爱有关的细节。林白无论是早期作品《青苔》，还是最新的长篇《万物花开》，都有出色的性描写。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当有记者问林白，你是否愿意你那些有性描写的小说让你的女儿读到，林白回答说，我觉得性是美好的，洁净的，我作品中涉及性的一些文字，也是如此。而飞宇的《玉米》，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部性政治与权力政治的斗争史。诸位通过写性(当然不光是性，性爱在诸位的作品中，绝对不是主流。)，揭开了人生的许多阴暗而令人惊悚的秘密，使《米》、《花煞》、《万物花开》、《玉米》这样的作品具备了非同一般的人性深度，成为杰作。

　　苏童:《米》里面的性描写很粗暴，我是说描写本身的粗暴甚至超过了五龙实施性活动的粗暴。不管写什么，激情要追求，精雕细刻是必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米》的创作我最遗憾的恰好是性描写得不好。

　　荆歌:苏童老师处处对自己严格要求，性描写上也不例外。

　　林白:我不记得《青苔》有什么性描写，倒是1994年的时候，《一个人的战争》发表出来，就被认为是“准黄色”的“坏书”，被一些人骂过，他们对国家正式出版物发表这样的作品感到愤怒。当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今年《一个人的战争》出版第八个中文版本，是一个图文本，封面和里面的一部分图有一点性意味，我觉得也无不可，毕竟，性是此书的一个重要元素。

　　荆歌:愤怒的同志们一定骂你是“写黄书”的“坏女人”！其实很多写小说的人，都会有与林白类似的遭遇。以前我在文化馆的时候，有位副县长，看到了我的一篇小说，特意通过我的单位领导向我转达，让我以后“写一些格调高点儿的小说”。我当时听了心里有气，就对我的领导说，你去问一问副县长大人，她与她老公在床上不知道玩些什么样的高格调？我这样做很不应该，至少是对领导不够尊重。

　　林白:荆歌可能记错了，我好像没说过性是美好的洁净的，肯定没说过，大概只说过性描写可以是美好的洁净的。其实性是一种自然存在，只有不同的文化才赋予它美好或丑恶、肮脏或洁净。

　　李敬泽:荆歌你这是诡辩，如果我是那位副县长我可能也会那么说。性既是诱惑也是冒犯，它本身有私密性，一般来说不属于公共生活领域，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下就是不舒服，这与县长大人在床上干什么是两回事，毕竟县长没有命令你在床上也格调高一点。林白说性是一种“自然存在”，这话也对也不对，它当然在生物学意义上是自然存在，所以要问“人与禽兽几希”？到底差多远？实际上是差得很远，任何一个男人和女人，他们在床上干的事都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如果仅仅是自然的，小说家就没必要写它，你怎么不写打嗝、放屁呢？我不是反对写性，我只是觉得我们在捍卫写性的权利时，有些论据是站不住脚的，事情远为复杂。

　　写上床就写呗，还硬说是作品中人一定要上，把责任推到人物身上。以前常常用“要看它是不是必要”这样一句话，来判定小说中的性描写该不该有。其实“有必要”和“没必要”，也是见仁见智。

　　毕飞宇:荆歌我不能同意你。什么“通过写性揭开了人生的许多阴暗而令人惊悚的秘密”？写性就是写性，它本身就是事件和行为。作品中的人物要上床，你还能不让他上？

　　荆歌:飞宇显然更是诡辩。写上床就写呗，还硬说是作品中人一定要上，把责任推到人物身上。以前常常用“要看它是不是必要”这样一句话，来判定小说中的性描写该不该有。其实“有必要”和“没必要”，也是见仁见智。在我们的具体道德环境中，我觉得通常的情况是，作家觉得有必要写，但一些读者却觉得没必要。这样的错位无疑令小说家感到尴尬。但是与电影比起来，小说创作在这方面的自由，还是值得我们庆幸的。

　　叶兆言:以前是看有没有必要，现在大约还是这样，这就好比以前要吃饭，现在还是要吃饭一样。见仁见智，以作者自己的胃口说话，他觉得饿了，就上一趟馆子。读者要是觉得没有胃口，可以不吃。写作不是摆阔请客，乱花钱大约不对。

　　荆歌:兆言一说性，就用吃来打比方，正所谓“食色，性也”。

　　李敬泽:必要不必要，吵起来的时候可能反映了“胃口”问题，但恐怕不能拿胃口来衡量，否则真是见仁见智了。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写得好不好。当然，你可以说好不好也是见仁见智，但毕竟它有一些基本的尺度，比如这个作品抽掉这一块是不是就不能成立了，或者是不是就变得简单了，不丰富了。

　　《废都》里的那些框框有一种反讽效果，它拓展了意义空间，指涉着禁制、躲闪，也指涉着禁制、躲闪的历史，如果去掉，这部小说就少了一重意思。

　　荆歌:许多时候，性爱的描写成全了整个作品。比如沈从文，他作品中的性爱，使我们感到性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东西，很健康，很正常，生机勃勃的。但有时候，性描写会毁了一部作品。我觉得贾平凹的《废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是十分喜欢《废都》这部作品的。我觉得它是20世纪末的绝唱，很多年以后，人们可以在《废都》中深刻了解中国20世纪末的社会面貌和世俗精神。但是，这部作品因为有大量露骨的性描写(我无法判定它是有必要还是没必要)，让它授人攻讦诟病以把柄。人们可以单凭这一点就把这部作品灭了。就像以前灭一个人，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个人就无论如何也崇高不起来了。其实，《废都》有没有性描写，我以为都无损于它的优秀。

　　叶兆言:《废都》当然是因为有了性更优秀。作者做了一道美味佳肴，很多人不是用嘴去品尝，而是在谈它应该不应该写性，讨论应该不应该有方框，太可惜了。

　　荆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常常还要深入研究作者这么做的动机。

　　李敬泽:《废都》里的那些框框有一种反讽效果，它拓展了意义空间，指涉着禁制、躲闪，也指涉着禁制、躲闪的历史，它与主人公的经验有一种紧张关系。如果去掉，这部小说就少了一重意思。

　　荆歌:敬泽这一说倒是头一次听闻，很有道理！新版《废都》听说把方框都补了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

　　禁区和禁锢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种饥饿感。没有了，反而找不到北。

　　荆歌:性描写在新中国小说中的长期缺席，或者说长期成为禁区，是我们意识形态轻视肉身、压制个性的一种体现。在我看来，身体的痛苦与欢乐，与精神的苦乐，对人是同样重要的。甚至许多时候，精神的苦闷，恰是从肉体而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不太重视，甚至是刻意回避身体的感受，把身体感受视为低级的、卑下的，甚至是可耻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面前，在这样的阅读环境里，我们在小说写作中涉及性，处境也就常常是尴尬的。

　　毕飞宇:荆歌说得对。

　　李敬泽:不对，性描写“长期缺席”，这是一个问题，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是另一个问题，古人没那么压抑，中国古人对身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享乐主义的，明代的色情小说比同时代的西方厉害得多。也许正是因为骨子里有这种肉体的享乐主义传统，一旦放开，中国人才会学得如此之快、之彻底。最近看韩少功一篇文章，谈“存天理，灭人欲”，讲朱熹的原意并不是让大家不过性生活，他的“人欲”宽泛得多；我读《孟子》，开篇就讲“上下交征利”，国将不国，这也成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攻击儒家的口实，但真正读了，觉得他说得不错，如果两千年前中国没人说这样的话那才真的可悲，我们恐怕现在还在茹毛饮血。所以，文明之所以成立，总是有一个对身体、对欲望的禁制机制，中国如此，西方更烈。现在大家动辄就谈身体解放，但此时的中国恐怕不是精神过剩，而是身体过剩，身体的解放如果没有一个精神向度，我们就会把荒凉当成解放。

　　林白:性描写现在已经没什么禁区了，电影有，文字没有。现在还有“下半身”，当然“下半身”不见得是专写性的。不管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身体不是别的什么可耻的玩意儿，而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处境。

　　叶兆言: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禁区和禁锢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种饥饿感。没有了，反而找不到北。

　　荆歌:兆言说得是太有道理了。我一向以为，性的开放确实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没有禁区了，也没有禁锢了，性的兴趣反而弱了。就是兆言说的没了“饥饿感”。我也用吃来打个比方:民间就有“少吃多滋味，多吃无滋味”的说法。

　　李敬泽:写性写得好的作品通常都有一个强大禁制的背景，偷偷摸摸胆战心惊或者挑战性的，否则两口子日常生活有什么好写的？它是一个事件，既是身体的，更是精神的。

　　性从来不是生活或者文学创作的佐料，它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之一，当然也就是文学的主题之一。最高级的性描写是把性溶化了，就像温水化盐，人们需要盐，但不吞食盐粒，都喝盐水的。

　　荆歌:兆言曾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性永远不应该是个写不写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写好和没写好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写性是写得好？而什么样的写性又是写得不好？诸位，你们觉得哪些作家在写性这一方面，特别令你赞赏？

　　苏童:我很赞成兆言这个观点，写作没有要不要写性的问题，如果是一部常规的描写常规生活的小说，性描写也是常规，不写反而是奇怪的，令人生疑的。性从来不是生活或者文学创作的佐料，它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之一，当然也就是文学的主题之一。好的性描写与好的风景描写一样陶冶阅读者的性情。好的性描写不一定描写性器官和性特征，就像《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和她那些情人，从头到尾可见性的挣扎，苦痛和快乐，每个人都能听见爱玛在黑暗中的喘息，但福楼拜从没告诉你爱玛的乳房是什么样的。所以，最高级的性描写是把性溶化了，就像温水化盐，人们需要盐，但不吞食盐粒，都喝盐水的。

　　荆歌:不过嘴巴里“淡出鸟来”的时候，倒也想直接弄点儿盐来含着。我特别喜欢《十日谈》，卜伽丘的写性，不管是恋爱，还是偷情，真是让人感受到欢乐、喜悦，觉得生而为人，真是天大的福份。我还读过一本巴尔扎克的《风月趣谈》，一点都不比卜伽丘逊色。而《金瓶梅》和其他一些古书，像《肉蒲团》、《株林野史》、《闹花丛》等，我觉得在性描写上，都不如卜伽丘和巴尔扎克。

　　李敬泽:《十日谈》有特殊的背景，鼠疫、黑死病后的欧洲，人人劫后余生，觉得活着真好啊，基督教的禁制放松，人文主义来了。你看《金瓶梅》，看到最后觉得活着是没意思的，《肉蒲团》里也讲道德，但那完全是两分法，身体和道德不搭界，各搞各的，这也反映了我们的古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享乐完了，换一副脸再讲道德，他那个“性”并没有面临真实的道德考验，这样的“性”总是虚无的，它最后走向对人生的否定。

　　苏童:写性有个心态，《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面的性是快乐的性，因为创作者对性的理解很单纯很民间，写性的态度是快乐的，文字自然也快乐，快乐的文字看上去天生是自然的，惹人喜爱的。

　　毕飞宇:据说萨冈是个不入流的作家，但是，她写性我非常喜欢。她描写男人和女人的做爱，“像一条船颠簸在海上，简单极了”。我读到“简单极了”这四个字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不知道还有谁的性描写比这四个字更出色，都有了。

　　荆歌:飞宇喜欢简单，我倒是喜欢复杂。人与人就是不一样。女性作家笔下的性，与男性作家肯定也不一样。在女作家的作品里，我很少看到性的游戏精神，但她们对性却有更尖锐的敏感。比如林白写性，与苏童、兆言、飞宇不一样，和贾平凹更不一样。

　　美女作家前一时期很令人瞩目地走红，她们走红的原因，应该说跟她们写性是不无关系的。而男作家也写性，就未必能引起如此关注。

　　林白:我的小说中性描写最多的是《万物花开》，自然的性和文化的性都有不少，蜻蜓、蚂蚁、狗、猪、鸡的性，大头(书中男孩)和一只南瓜，大头和一头小母牛，甚至有一只男凳子和一只女凳子，油菜花和枫树，等等。这里的性是天赐的自然节奏。此外还有变成了文化产品的性(脱衣舞)、监狱里的鸡奸(畸形的性)等等。我自己觉得《万物花开》里的性还是写得不错的，有一定水准。如果没有性描写，《万物花开》我就不要写了，性是此书的重要主题之一。

　　荆歌:《万物花开》我记得最初是发表在《花城》上的。收到刊物我就把它读了，一口气读完。当然不是光为了看它的性描写。我觉得这部小说在林白的整个创作中，确实是非常特别的。还有郁达夫的写性，我觉得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性的苦闷，与人生的苦闷，连带那些迷茫、挣扎，凝在一起，很难分割。我以为他在这一点上是堪称伟大的。人们在摆脱了基本生存压力(温饱)之后，绝对解决不了的两大生存难题，就是死亡和性。生活中许多的苦恼和焦虑，根子都在性上。性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苦闷；一旦满足了，就感到空虚无聊，还伴随着堕落感——郁达夫就经常在这两点之间钟摆一样晃荡。

　　毕飞宇:荆歌说得对。

　　叶兆言:说老实话，我觉得郁达夫写得很一般，他好就好在终于喊出了“我饿了，我们他妈的都饿了”。

　　李敬泽:郁达夫活在今天会怎么样？他要是个一年都回不了家的民工，他可能喊“我饿了”！但他也可能说“我饱了，我们他妈的都饱了”！所以我觉得荆歌你还是老是觉得性这件事应该大讲特讲，给群众启蒙，但某种程度上情况要反过来。我有时想，我们究竟会伊于胡底？事情有个头儿没有？如果到头儿了怎么办？也许文明的钟摆会重新摆回去？重新有一种禁制出现？但这种禁制的精神资源、依据和它的内在权威性在哪儿？好像也看不到。

　　荆歌:我哪敢给大众启蒙呀，敬泽大人，冤枉！我只是“他妈的饿了”，说说性解馋而已。我经常上网，发现网上像我一样喜欢拿性说事的人多了去了！我只是广大好色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前段时间，网络上有一位女写手木子美不是很有名吗？她有名还不是因为她写性吗？据说点击最多的，还是白领。因为她大胆地写了她的性经历，而引起争议。有骂她不要脸的，说她的东西就是垃圾，也有说她的作品其实很有文学性的，也有呼吁人们对此要持宽容态度的。最有趣的一个评论，我是在《文艺报》上看到的，评论者没有对木子美本人发表议论，而是针对白领们谈了看法，他说，为什么白领们特别喜欢看木子美呢？难道说白领们的生活已经可怜到要用木子美的文字来刺激起热情的程度了？他大声疾呼“救救白领”。不知诸位关注到这一事件了没有？

　　林白:木子美当然知道了，虽然我不上网，但到哪都听见人谈论木子美。有一个星期，连续四五个电话都是媒体让我谈谈对木子美的看法。我对木子美抱有同情。我坚决不从道德上谴责她。

　　叶兆言:我没看过，无从说起。

　　荆歌:我想，所谓美女作家前一时期很令人瞩目地走红，她们走红的原因，应该说跟她们写性是不无关系的。而男作家也写性，就未必能引起如此关注。比如同样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李师江，就远不如卫慧、九丹著名。也就是说，许多读者也都像我一样，对于是谁写性，是很在乎的。美女大胆写性，就有很强的可看性。

　　叶兆言:如果我是看小说，作者什么样，无所谓。我没那种见了鸡蛋，非得看看鸡屁眼的毛病。

　　林白:爱看美女写性，这只是男读者的毛病，在男人的意识里，很容易对美女有性幻想，美女作家写的性感受，可以把这种性幻想变得更直接更真实，他们对不漂亮的女人不产生幻想，当然就不想看了。这也没什么可进行道德谴责的，这只是一种人性，是从基因里携带来的，低级趣味都算不上。

　　荆歌:我本来一直以为自己是低级趣味，说出来担心林白会批评我，说你们男人呀，就这德性。非常感谢林白不把我的性幻想归入低级趣味！

　　林白:但女读者肯定没这个毛病，非要是“美男”写的性才爱看。

　　荆歌:但我亲耳听到一个爱慕飞宇的年轻女读者说，毕飞宇的写作非常“性感”，说她读《玉秧》，读到其中性描写的部分，生理上都有反应。这让我想起这么一个老问题:经常会听到有人问作家，你作品中写得那么真实生动，是不是你的亲身体验啊？而被问的作家，常常是不肯承认是亲身体验的，必定要说，许多经验，是间接经验。也是，许多事，真实的经历，是远不如想象生动迷人。对一个作家来说，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不见得就一定写得好。而写自己对这种经验的想象，反倒非常感性，或者说性感。飞宇的写作所以能让读者动情，我想，他的性想象远远大于他的性经验。推而广之，在写人性，写阴谋，写斗争，写饥饿，写其他的种种方面，也是这样吧。

　　毕飞宇:荆歌说得对，如果一个人的想象不能够大于他的经验，他可以干别的，但肯定不配做作家。这差不多可以看成尺度，至少是尺度之一。

　　叶兆言:真要有那么多经历，还写它干什么。小说是写不可能的可能。

　　荆歌:但是我想话也不能反过来讲，经历越少就写得越好。或者说，写得越好的人，经历定是越少的。

　　也许小说写得好的人，就不爱说话。而性描写写得好的，谈论性描写就更没有太大兴趣了。

　　林白:毕飞宇的《玉秧》我没读到，但我读了《玉米》，《玉米》最后部分的床上描写很绝，幽微起伏，如果用我们惯用的象征比喻法一片虚过去，效果会差很远。苏童的作品我以前看得很多，印象中他的性描写有些颓废，但好就好在颓废，颓废在道德上是负价值，但在艺术上是正价值。可以接近人性的更深处。兆言的新长篇《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还没读到，“一个男人曲折混乱的性史”，我很有兴趣看，尤其是兆言写的。兆言与我们一起开过很多次会，丽江、玉龙雪山、九寨沟都是一起去的，兆言博学而君子，让人不敢跟你开开玩笑，不知你作品的“性史”是如何写的。

　　荆歌:林白这一番点评，我深以为然。今天的对话，大家说得实在太少，尤其是苏童，特深沉。还有毕飞宇，所说的有限的几句话中，光“荆歌说得对”就重复了三四次。像个领导似的！也许小说写得好的人，就不爱说话。而性描写写得好的，谈论性描写就更没有太大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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